例如，社会透明化与算法黑箱化的基本矛盾，意味着有必要从制度层面加强对个人数据安全和隐私的保护，防止监控过度，并且应该从公民基本权利的高度来理解个人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应用。
[45]纵然个案中的法益衡量一般而言是法续造的方法，但在此语境下，它能够胜任选择合宪性解释依据的宪法规范之工作。法理可能性论证的不足甚至缺失，使法院可以依各类目的援用宪法，这将产生前文所揭示违背规范主义的法律方法和宪法原理的诸多问题，援宪说理亦存在被泛化、甚或被滥用的弊端。
[11]而在本文所考察案例中，法官对宪法的援引与阐释亦接近于这一层面，即作为单纯解释规则和冲突规则的合宪性解释。[3]亦有学者实证研究法院援引宪法，其中对司法实践中合宪性解释有零星的揭示，但缺少体系性的阐释与论证。[14]参见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安中行终字第00024号行政判决书。而后结合我国当前宪制，探讨规范意义上合宪性解释的运用及其界限。因此，本文在此两种规则的意义上运用合宪性解释的概念。
其实，在价值冲突规范的情形下，宪法中某原则的优位无法仅通过一个抽象权衡来正当化。可见，合宪性解释并不是一个杂糅了多种方法的粗糙概念，其内在具有一以贯之的解释原则。在紧急状态的决断空间中，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所面对的是与正常状态下受到法律约束的决策情境完全不同的悲剧性抉择情境。
在功能分化社会中，只有法院才是唯一负有不得拒绝裁判责任的组织。与条件纲要已经固定下来的触发结构不同，目的纲要的验证所要冒的风险则是，一旦选定了当下适用的手段，将来的现在可能并非现在的将来，也就是说，将来的实际结果与现在设定的目的可能会不一致。三、紧急权行使的例行化空间与决断空间 关于紧急状态下政治与法律之关系的理论，有两种典型类型。[31]为了避免把所有事前的决定都认定为决策前提的随意性，卢曼抽取出三类根本性的决定前提，亦即纲要（program）、人事安排（personnel）、沟通渠道（communication channel）。
风险是因为社会系统对未来充满无知，是因为社会系统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所导致的状态。[2]参见［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朱雁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56]尼尔斯·韦伯以德国《航空安全法》出台后对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间的关系造成的结构性破坏为例，力挺卢曼的主张。不过，我同意，现代民主的政制架构，并不会放任国家紧急权的恣意行使。基于‘法外紧急状态的逻辑，这一例外不允许自己受到法律监管但是，对于现代紧急权的规训型理论而言，决不甘心放弃对紧急权的法律约束，让紧急权行使进至以目的纲要完全取代条件纲要的无法之境。
[61]但是，波斯纳最终还是以实用主义哲学软化了法经济学的计算刚性。具体参见George Spencer-Brown, Laws of Form, New York: Dutton, 1979. [64]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定时炸弹情境中的警察决策，也是在合法的选项与不合法的选项之间作出选择，但是无论如何，他却只能作出不合法的选择。在正常状态下，即便没有现成的规范，学者们通常也会引入一系列法律原则对国家权力施加限制，这些原则可被分为实体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
在社会系统论中，组织被看成是一个自创生系统，构成组织系统的单位要素（运作）就是决策沟通。公众部门主要是生产与政治有关的舆论，通过影响政党而把环境的刺激输入政治系统内部。
[56]尼尔斯·韦伯以德国《航空安全法》出台后对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间的关系造成的结构性破坏为例，力挺卢曼的主张。例如，在《突发事件应对法》所规定的突发事件处理之四阶段中，无论是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还是事后恢复与重建，都清楚界定了执行主体的权限和责任。
只有条件纲要，而非目的纲要，才能作为法律系统的纲要形式。正如上文所言，只有把紧急权的行使同时纳入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这两个系统内加以观察，我们才能获得关于紧急决策的可能性条件的完整图像。[18]政治系统的正当性，就是以系统内部的约束条件为导引，递归性地生产政治沟通，以保持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分界线。[11]余成峰：系统论宪法学的理论洞见与观察盲点——托依布纳《宪法的碎片：全球社会宪治》读后，《政法论坛》2020年第2期，第141页。我们寻找的应该是如下这个努力方向：一方面采取一种直面决策悖论的态度，另一方面以目的纲要嵌入条件纲要的再条件化方式为紧急权设定行使边界。卢曼认为，当组织从一个决策进行到下一个决策时，前一个决策的不确定性就消失了。
同时，我也将讨论目的纲要的入侵如何造成了法律系统的条件纲要的空心化，以及这种空心化对于法学理论所提出的极限挑战。尤其是在2003年SARS病毒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冲击下，刺激了重大突发事件中与紧急权行使有关的立法，除了紧急状态被写入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的三个条文，还包括《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传染病防治法》《防震减灾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使我国围绕紧急权行使的相关立法形成了立体交叉、全面覆盖的规范体系。
在此过渡地带，是否可以借助比例原则这一公法学界极为器重的帝王条款对紧急权加以限制？本文认为，比例原则难以扛起这一重任。社会系统论中关于组织系统内部的决策悖论和决策前提的理论，为我们针对紧急权行使之可能性条件的二阶观察准备了非常重要的分析工具。
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阿克曼（Bruce Ackerman）为紧急宪法提出的绝对多数的自动扶梯（Super Majoritarian Escalator）这一装置。2007年，德国国防部长荣格（Franz Josef Jung）针对联邦宪法法院的上述判决发表了一个演讲，他承认这份对于立法机关制定法所作出的合宪性审查的裁判效力，但是，他认为这份判决文书并没有解决政治问题：这一判决凌驾于政治之上，过度强调法律制度与国家授权力量之间的结构性耦合。
最近数十年，出现过特大水灾、雪灾、地震、公共卫生事件、环境污染、边疆暴恐等各种重大危机事件。因采取紧急措施侵害了行政相对人之权利所产生的纠纷，法院依据既定的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判决。[6]但是，这种基于法哲学的分析进路，尚缺乏社会理论的厚度，因而对于紧急状态下社会系统之间的具体互动结构只能语焉不详，并且容易滑入对社会正义过于理想化的空洞诉求。条件纲要为法律系统分配合法/非法符码提供了标准，故而是法律系统从全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必要条件。
[33]人事安排是指根据组织成员在决策过程中将发挥的预期作用而加以招录和任命，可被看成是一套筛选决策者的制度。每一个已经作出的决定，对于后续决定而言，都可以被看成是决策前提。
不过，我同意，现代民主的政制架构，并不会放任国家紧急权的恣意行使。在现代复杂社会遭遇重大危机时，由于面向将来的不确定性程度的陡然升高，作出决定还是不作出决定（不作出决定也是一种决定），作出这种决定还是另一种决定，就成为一个需要在各个系统内部加以处理的紧迫问题。
[29]吸收不确定性这个概念，在马奇和西蒙的组织管理学中尚处于理论边缘，而卢曼则把其发展为理解自创生组织运行逻辑的核心概念。基于立法权对行政权的限制，可以促使行政部门谨慎行使紧急权，尽可能缩短紧急状态的持续时间，某种程度上也就间接实现了对人民权利的保障。
即便事后监督，法院也会考虑到行政机关采取应急措施时违法的合理性，故而在司法审查时，不会按照法律的条件纲要对紧急决策加以严格审查，而是以目的纲要为主要的决策前提，礼让性地评价紧急措施的合理性。法律的条件纲要确保了法律系统为全社会提供规范预期稳定化的社会功能。然后，运用系统论组织社会学关于决策悖论和决策前提的理论，提出紧急状态可划分为例行化空间和决断空间的双层空间理论，为紧急状态下治理与法治之间的冲突提供一条可能不算完美但遵循紧急权运行的实际约束条件的解决思路。[5]参见［德]延斯·克斯滕：基本法无须例外状态，段沁译，《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1年第1期，第146—160页。
在考察紧急权行使的可能性条件时，这种哲学取向成为了一种观念障碍。为应对危机，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从决策模式上都将以目的纲要为前提，选择最有效的手段以保卫公共秩序和维护公共利益。
对于政策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判断，要看现在所采取的手段是否能在将来达成预期目的。[32]卢曼在后来还增加了两类不可由决定产生的决策前提，即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和认知定式（cognitive routines）。
[4]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0页。20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上对于紧急权的著名研究，包括施米特（Carl Schmitt）的主权决断论[2]、阿冈本（Giorgio Agamben）的例外状态论[3]、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强行组织社会论[4]等，皆承认紧急权介入社会所导致的例外性和超法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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